在不见天日的对不见天日的考试的等待中，我只有坐在图书馆四楼安安静静的看书，毫无挣扎的欲望，仿佛囚犯死到临头已经没有了挣扎的念头。在这种濒临崩溃的安静里，看到新的面孔，一如当初的自己。美好……所以，又有了挣扎的念头……

最近着魔于星巴克，周二和周四路过时总是忍不住进去泡一下，虽然闹市区的那家吵的像楼上的麦当劳，可还是喜欢推门时扑面而来的咖啡的香味。喜欢陷在沙发椅里放松的感觉。

 

不过后果就是要破产了！！！！！！！！！！！！！！！

 

 

三月七号，真正非常以及及其的“黑暗”！天还没亮学校就停电了，直到晚上过了熄灯的时间还是没有来电，停的那叫一个彻底丫。再配合上成都经典的阴沉沉的天气，我只能黑不隆冬的从床上爬起来，在黑不隆冬的教室里上课，坐在阶教的后排，几乎看不到老师长什么样子，隐约有一个黑影远远的操着一口标准的川普絮絮叨叨，倒也别有一番风情，要是在点几支美美的工艺蜡烛就更完美了。而我，理所当然的开始走神，这样的情形对我而言，当然不适合思考网络金融的问题，而更适合考虑下课后去哪里晃一晃，躲开这种无奈的黑暗。

 

不出所料，温江的大街上史无前例的多了乌泱泱一大片我们学校的学生，小书店的老板感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学生一起出来啊，哈哈！小店，大店，大街，小巷……总之到处都有熟悉的脸，原来就算学校里不认识的人遇见的次数多了也就熟悉起来，当然仅限于脸，什么叫“低头不见抬头见”阿！学校的停电不知道有为温江的餐饮服务娱乐业创造了多少gdp啊（好像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有错误哎，反正不是考试……），不晓得老板们是不是在想学校最好天天这样停电。

 

虽然叫“彻底”停电，但其实并不彻底哦。包括食堂在内所有需要收钱的地方都没有停呢，比如超市，再比如楼下的打印室，可能是备用的电力系统吧，汗! 幸福的大衣小朋友就没有遭遇停电，因为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线路涅。

 

其实停电也没什么不好，比如我就可以找个很大的借口去外面晃，比如学校又放起了露天电影，而且都是受欢迎的新片，《007大战皇家赌场》和《落叶归根》。不知道是大家太无聊呢还是片子很吸引人，总之那晚的“上站率”（广场上没位子的）很高。

 

乱扯了一通停电，其实是想说在停电的那天晚上，我在小书店里遇到了一本思念很久的小书，妹尾河童的《素描本》。很多可爱的素描，新奇古怪的东西。之后呢，与停电无关，还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盛夏光年》，青涩的青春，两个男孩子美好的爱情，友情，总之那种青涩，干净的风格让我很喜欢。只是不是特别喜欢影片的结尾，不过春很喜欢。再之后呢，在豆瓣上无意间看到老狼和他的新专辑的消息，虽然滞后了一个月，但依然高兴的冒泡。对于老狼，就算他没有创新，没有成长，只要他唱，依然喜爱。那份难得的青春与豁然的声音，其实对我已经足够。

 

幸福的生活就是这样吧，就算重点不突出也一样会有幸福的感受。

 

 

 

 

 

朱学勤：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
　　
　　林达写过三本有关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患》、《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这些书深入浅出，不是专业著作，却比专业著作更能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制度。我把这三本书列为研究生入学以后的首选书目。现在林达推出了第四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她以一个经历过美国生活磨炼的中国人眼光看法国，看出了很多门道。我恰好这个学期开设一门新课，牵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对比，于是再把这本书列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我看重这些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接触了不少赴美留学的同代人，多数让我失望，只有林达选择的这条写作道路令我惊异，由惊异而生敬佩。
　　
　　我与林达五年前偶然相识。我见过他们夫妇生活的美国农家环境，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林达回过一次上海，我请她来学校与我的几个研究生见过一面。她只要求与学生随便聊聊，不要有一本正经的学术礼仪，她受不了这个。
　　
　　林达初去美国，即打定主意，离华人而行，扎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到远离城市的农业地区，第二次“插队落户”。我到那里的时候，曾惊讶他们的生活勇气：南方农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是一个百年前的老屋。没有院墙，却有一个将近五十亩的老树林。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树林，可惜华人、留学生集中在大城市，都不愿意屈尊居住这样带树林的老屋，尽管这里的房价只相当于城市里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树林里散步，能看到野鹿出没，也能看到北美小狼的踪迹。听林达说，在他们放洗衣机的那个陈年小谷仓，有一次把手伸进洗衣机，还碰到过一个冰凉的身体在蠕动，估计是响尾蛇。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里路之外，而且没有一个华人，却有像“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还有六十年代参加过“三K党”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些邻居告诉他们的美国往事，使他们突破了聚居城市的留学生们的狭隘眼界，也发现了教科书里天天在教导人的荒谬成见。他们最早萌发冲动，以书信体写作那三本有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林达原来的专业就与艺术相关，能写，也能画。前三本书里没有插图，此次《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一次出现她自己手绘的插图——巴黎市景和建筑，也很耐看。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她的劳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经常见到那种艺术家在地铁车站给人画肖像或卖画，而是彻底的体力劳动与自食其力。她开着一辆运货车，外形有点像中国常见的“依维柯”，里面装满各种小艺术品，走府过县，赶集出售，多与美国的乡下人打交道。有时候长途跋涉，要越过好几个州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圣诞来临，有两个小贩从南方开车来波士顿看望”。他们为“小贩”二字笑弯了腰，却喜欢这样的称呼，觉得很贴近“劳动人民”身份，他们害怕被看成是专业学者、专业作家或艺术家。夏天我去南方，也曾经跟车到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地名的小地方，“赶”过一次“集”。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波西米亚气息。和所有去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梦”。这个“梦”很简单，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他们没有精神负担，一定要挣出一个脸面带给中国老家看，也因为生活在底层，比那些挤在城市里的留学生更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他们只是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只是一个低调、平实的眼见为实，民间而自由地写作，倒反而写得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免与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跟随美国教授突然拔高音调的留学生辩论，也有过与从前的落难挚友后来成美国老板的成功人士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但是到了南方，到了那个乡间小屋，在那个老树林里走一走，就算见到北美小狼的脚印，心态却反而平静，用他们的话来说，改正了我的中国病：“刚忿”。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屋了，却怀念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我因此而要求学生要重视这些并不是用来评教职，而是在自家火炉边用自家劈柴取暖而写成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书，在知识界很难出现。我甚至认为，在南方农舍，比在哈佛的日子能教给我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更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
　　
　　附：文化家园笔记之七：心在路上——小记丁林
　　
　　作者：古尔浪洼
　　
　　1
　　
　　丁林和林达的文章都爱读，前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后者的书在读者中颇富盛名。但近日我却突然读出一团迷雾来。这迷雾不是因为两人的文章，而是这两人的关系。当初以为丁林和林达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达，再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丁林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林达夫妻两位一体的笔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受。
　　
　　林达出版过的书，我见过三本：《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也有一个梦想 》《总统是靠不住的》。前三部书被称为“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在读者群中影响巨大，其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描写和阐述，深入浅出，耐人咀嚼。后来据说还出过一本叫《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文集，这本书出版较晚，较前三本书影响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调，书没有前言，没有序，没有跋，突然就开始了，而后突然就结束了。这种出书的方法，要读者选中和喜欢，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这种过分低调，引发了我的好奇，所以吃过了鸡蛋想看鸡的我，便到处找起作者的介绍来。结果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在《从“五月花“到“哈佛”》中，朱先生有这么一段文字：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 —— 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飘》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 —— 近距离看美国》和《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 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一对夫妇，就是林达夫妇。不过，从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林达夫妇竟然是一对小贩，这与我当初的想像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两位至少也是个学者，在某个著名的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做访问学者。但结果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个落差。不过我同时也对这对“小贩”夫妇存疑。若真是小贩，他们怎么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闲情来写东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对林达夫妇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戏称吧？！
　　
　　后来继续寻找，在朱学勤先生的的著作《书斋里的革命》里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对林达夫妇的描写，这次写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
　　
　　看起来这回没错了，竟而是在“偏僻农舍”里见到林达夫妇。看来不是小贩，也是农民了。
　　
　　再找。我终于又在朱先生的《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中，读到了关于林达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叙述，其中肯定性地说明了，林达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他们就住在美国的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挣扎在美国生活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其中，朱先生对林达夫妇贩卖生活还有一段比较细致的描写：
　　
　　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待确认清楚丁林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之后，相反，我却没有失望，反而有一种羡慕和欣慰。“半年劳作，半年写作”，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心态，也是令我对当初产生那样的想法感觉到惭愧。这种“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的简单生活方式，其实比那些追逐名利的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更令人崇敬。“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这种低调、平民的写作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力量和追求，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其实更加令人相往。
　　
　　2
　　
　　我认为我的追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料不独我吃过鸡蛋之后对下蛋的鸡感兴趣，其他的读者们也有类似的爱好。
　　
　　今年年初，在关天，有位网友写了篇帖子，进行林达探秘。这位网友这么一招呼呼，一下子点燃了藏在大家心中的激情，呼啦啦，上来一大帮，各抒己见，各供材料。但可惜，各位读者对于林达夫妇的了解，也就仅止于我所了解的水平，再多，似乎也没有了。
　　
　　不料，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却突然柳暗花明起来了。这所谓的“柳暗花明”就是：竟然因为这帖，引出了在关天潜水的林达夫妇。更让人们惊喜的是，他们非常难得的，在这里做了一翻“自我交待”，约略追述了自己的过去，还谈到了他们的现状。我读到之后，倍感欣喜。却不料，喜之过早，后来林达夫妇却要求版主删去了他们的那段“自我交待”。后经过百般努力，我终于获得了他们当初贴的那段文字，录在下面，供当初未能得见的网友一饱眼福：
　　
　　诸位，别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
　　
　　我们夫妇俩，叫丁林也罢，叫林达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发表一些话非要一个名字不可时，起的一个名字。男的原来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个林。通常都是女的写头一稿，所以仔细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迹。之所以不怎么“秀”，实在是没什么可“秀”的。读者诸君读了，觉得有道理，对那些故事留一个印象，我们就满足了；觉得没道理，骂一声，也没什么不可。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朱学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刘海生老师就是我们上海复兴中学的老师。
　　
　　我们俩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插过队，干农活，还放过马。后来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过几年建筑队木匠。文革结束进大学，学的都是“工科”。女的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师从陈从周先生。后来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辞职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后就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当然，有点书本和技术底子，活儿比一般小工要轻得多，但是和工人们一起住工棚，却是当然的事。这样直到91年偶然的机会出国，机缘还是打工。
　　
　　出国后，干的活在农业、仓库、建筑、运输等等的边缘，就是说，在老板手下你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上过一点课，很杂。读书，也很杂。“小贩”一说，还真是准确的说法。在各地小镇的地方节庆上，摆一个“摊”，卖小玩意儿，比如自己做的小东西，工艺品之类。相当于赶庙会。如此谋生不易，所以我们俩还得有一人维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谋生的好处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镇，习惯了黑白红黄乡下人。
　　
　　最怕的是，编辑在我们的“名字”旁注：学者。非得是学者才有credit吗？不是学者能不能有常识？我们早不是什么学者。我们俩手上都是有茧子的。
　　
　　最近我们俩在忙于自己动手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DIY在这儿非常普遍。杰米·卡特总统是我们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欢空下来做做木工活的。我们觉得这挺好，你说呢？
　　
　　记得曾经读到过何清涟一篇文章，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所累，最后都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们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丁林，就是那类为人们留下精神财富的人。
　　
　　祝福丁林，希望他们在DIY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快乐！也许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最近日子过的急巴巴的，最要紧的倒不是缺钱花了，关键是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用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大概这就叫“充实”吧。这周末上法语课的时候发现自己多少还是有些进步的，写短文的时候花在想词，想变位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坐在挤死人不偿命的81路上时，心里还是小小的高兴了一下。但是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学的时间越久心里越发虚，感觉欠缺的东西也越多。好在依然热爱这个如此美丽的语言，摆在眼前的问题也许更能催促我看更多的东西，更充实自己。

开始认真地看些书。虽然不能像高中那样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窝在温暖的被子里看，但还是要充实下自己的心里，不然就真的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了。不只是专业的书，那个是用来装在脑子里的；还有许多我喜欢的，一直以来把他们看作是朋友是寄托的东西，这些是用来装在心里的。如果天天只看些装在脑子里的东西，人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空洞，没了梦想，没了寄托，没了自己。

前几天看了《读库0603》，一本读起来很有意思，但又不会太累得小书，里面大部分的作者理智里都透着浪漫狡黠的气质，总会在恰当的时候让我能会心一笑，这样的感觉很好。而且在许多文章里，我总会找到曾经很想表达但又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的东西，感谢那些作者，让我清晰的看到曾经自己所想的东西。

今天买了奥尔罕 帕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所有作品里目前唯一的中文译本。刚刚读了十多页，虽然有的地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符合汉语逻辑（在我看来）的地方，但是读起来还是很舒服了。可惜不能看到原文，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更近的体会作者的心理。以前一直不大喜欢看外国作家的东西，就是因为许多翻译的版本让人费解。今天之所以下定决心，一部分是好奇这个刚刚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作家是如何征服瑞典皇家学会苛刻的院士们的。还有一部分是，一直没有机会，或者说是理由去好好了解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大陆的神秘国家。说实话，到现在我对她的了解几乎为零，只知道伊斯坦布尔是她的首都而已，其他的都是些零星，模糊而不准确的碎片。想借这本书知道更多关于土耳其的东西，也想看看这个在文化冲突中成长的作家是如何表达自己，表达他的民族的……

无论如何，开始安静的阅读……

一粒芒果回故乡
　　——关于《芒果街上的小屋》以及译者潘帕
　　
　　文/陈蕾
　　
　　我在书店遇到《芒果街上的小屋》。中英文对照的双语本，两种文字都好看，插图也漂亮。书里讲述的故事让我想起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说的都是童年往事，61岁的古尔布兰生把故事讲的幽默达观，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写《芒果街上的小屋》时30岁，因此，你还有机会透过她的语言触摸到成长过程中那些细小、尖锐的痛。
　　这本书能摆到我们面前，像是经历过一个奇妙的历程。担任装帧设计的友雅，是大学还未毕业的小姑娘，我曾经在“绿校”作品展上看到过她的画，那是只有“女孩子”才能画出的画，借用译者潘帕的形容，是“善良的，忧郁的，呢喃的”，而潘帕本人，我在书籍宣传上读到他简短的介绍：生化学博士后，后弃研从实业。
　　潘帕在天涯上有一个博客——《虚构即真实》。从2004年2月写到8月，总共六十余篇，关于书籍、音乐、绘画。算是文艺评论吧，却比日常可以在杂志媒体上读到的绝大多数评论都要好看。
　　后来，“芒果”的责编周丽华给我看了潘帕关于“芒果”的一段小文：
　　“我住在一个外国人混居的地方，以说西班牙语人为多，兼有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黑白两种美国人反而很少……我们不太能分辨他们来自墨西哥，委内瑞拉，波多黎各还是洪都拉斯，这些名字听上去因为陌生而遥远。我们都叫他们：AMIGO，AMIGO是西班牙语中朋友的意思……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和一本书，都是关于AMIGO们的。电影叫《城市》（La Ciudad），借一个拍身份证照片的照相机镜头串出四个独立的小故事……电影拍的很愁苦，导演David Riker取材于纽约，用纪实的手法前后拍了五年……另一本书则没有这么愁苦，是墨西哥裔的女诗人Sandra Cisnerous写的，叫《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于是我想，也许我可以约潘帕聊聊“芒果”和他自己。
　　
　　城市画报：您写过“我住在一个外国人混居的地方，以说西班牙语人为多，兼有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黑白两种美国人反而很少。”那是怎样的一段经历？
　　潘帕：就是翻译“芒果”的那段时间，还写博客、读书、泡美术馆。听上去很美。可是孤单一点，拮据稍稍，每到一个城市首先要查好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日。平时我住在一栋很旧的公寓里，我的邻居有一位墨西哥妇女，一位俄国男子和一位伊朗老太。墨西哥妇女很开朗，每到星期天就收拾屋子，敞开门放出拉丁歌声和她的小猫；俄国男子是很坚毅的造型，象传说中的KGB，他形影独行，是个同性恋者；伊朗老太太披方格头巾，很整齐，可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她的生活全由她的侄儿照顾，她的侄儿过去在德黑兰大学教书，现在在美国开出租车。从我住的地方到最近的图书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美国的公共图书管系统很发达，我在那里把之前喜欢的一些作家挑出来重新读，因为过去能接触到的原文很有限，象PAVIC, MCEWAN, BOYD, PYCHON, DON B, BORGES, CORTAZAR。 我的命运里面潜伏着一段段这样的空白期，尽管生活有点困顿，但态度可以很抽离。
　　
　　城市画报：通过什么途径遇到了“芒果”？它最初吸引你的是什么？
　　潘帕：在我最有闲的时候,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不少好书。在那份书单中，“芒果”是我唯一受用的。当时随手译了一些放在我的私人讨论版上。虽然我抗拒，可编辑坚持认为我是合适的译者，幸好出的是双语对照本。“芒果”吸引我的当然是语言，带着童话的气氛和少女的香味。还有她的态度，生活虽然艰辛，可是没有愁苦和哀怨。
　　
　　城市画报：整本书中，个人最喜欢的章节是？
　　潘帕：我喜欢有一节说路易的表兄开着一辆偷来的凯迪拉克带着一伙孩子四处兜风，不一会儿被警察带走的故事(Louie,His Cousin & His Other Cousin)。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奖赏：享受廉价的幸福和经验莫名的错愕。不止是小孩子，大人们其实也是这么无厘头，他们自己不觉得罢了。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很搞笑，我很喜欢。“猴子花园”我也很喜欢，像整本“芒果”的浓缩版，很精致，色彩又丰富。
　　
　　城市画报：翻译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什么麻烦？
　　潘帕：最大的麻烦是我无从体验少女的心思。她们跳过的皮筋，她们穿过的裙子，她们拌嘴， 她们卖乖。她们怎样学习成长？比如“髋骨”，比如在“猴子花园” 里男孩子们和萨莉玩的“游戏”，她们一定得经历我们不曾有过的尴尬。男孩和女孩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任何两个人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在根本上是隔绝的，翻译是一种本质上的困难，是一种妥协的呈现。我把它看得比较极端，当作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最大的麻烦也许是我对翻译这种行为本身没有信心，挺绝望的。
　　
　　城市画报：推荐友雅来画插图是出于什么原因？您怎样评价她的作品？
　　潘帕：我还没有机会认识友雅。有段时间她的一些作品贴在ABBS和“涂鸦王国”，网上有很多FANS，我是其中沉默的大多数。善良的，忧郁的，呢喃的，我觉得她的画有这样的气质。谢谢编辑促成这件好事，这是我对“芒果”唯一的小小贡献，我觉得。
　　
　　城市画报：“虚构即现实”这个博客对你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
　　潘帕：那只能代表一段没有意义的过去。我现在回头重看那时的文章，感觉文字与最初的动机或情绪相差得很远。虽然我仍然相信，写读书的体验可以用来表达个人的情感，可是我怀疑那时写过的文章真的是不是做到过一两次。可能我找到了一种说话的方式，可是没能表达自己。而写一个没有人看的博客，表达自己是唯一的动因。所以文字具有天然的欺骗性，不但欺骗读者，还欺骗作者。有一些陌生的朋友表示喜欢那些文字，我猜想是因为其中小小的装饰风格，你喜欢，我当然很高兴，也许这就是意义。我停了写是因为生活翻过了一页。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本书，那段博客就是一页插图，翻过去又是印得密密麻麻的字，累赘、琐碎，不过更有质感。
　　
　　城市画报：不再写博客之后，又遇到了哪些好看的书？最近一次阅读的是什么书？
　　潘帕：读到最值得推荐的新一点的小说是JUNOT DIAZ的《DROWN》。JUNOT DIAZ也是拉丁移民，写的也是典型移民题材，和“芒果”不同，他的小说俏皮、不羁，完全男人味。
　　最近一次阅读是重读“动物凶猛”，我喜欢王朔，虽然小说罗嗦了点。
　　
　　城市画报：还记得大学时代的阅读经历吗？ 那时喜欢的书现在还继续喜欢吗？
　　潘帕：我最近和朋友闲聊的时候发现我们往往会仍然喜欢过去喜欢的音乐，可是抛弃过去喜欢的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同听音乐相比，阅读是比较次等的享受。前者直接刺激感官而通灵，而阅读需要耐心分解和体悟，这给了文字太多作案时间，刚刚还说到文字天生就有欺骗性，所以时间一久，我们离弃的书多一点。我读大学时看的闲书很少，工科，太忙了，那个时候看的大概都是余华格非苏童，读英文小说是后来的事，那时中文小说已经没得挑了。
　　
　　城市画报：“办工厂的你”和“翻译芒果的你”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他们”之间会起冲突吗？
　　潘帕：我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不同，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我读过几次书，做过几种职业，住过几座城市。不过我没有不同时期相互重叠的朋友，这样很安全，让我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都有机会重新做人。生活在这些片断之间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适，反而我才应该是拼接这些片断的唯一逻辑。在日落的余晖里，我坐在工厂前面的空地上和两个工人聊天。胖子说他过去在家乡做代课教师，又开了个店铺修理电器，眼镜和他同一个村，以前是个皮鞋匠。虽然文学离现在那么远，我居然无端地从胖子的闲谈中嗅出一点巴尔扎克的味道。